长期以来，参被中国人奉为包治百病的神药，但对它的实际功效世界医学界一直有争论。中国人对参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

    据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4000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读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被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书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该书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 1000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栽？”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映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10余万斤 ......